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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盈彩票客户端 吴幼鸥 | “教科书”考释

原标题:吴幼鸥 | “教科书”考释

择要: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首次将“text-book”引入中国,但未对译为“教科书”。汉语“教科书”一词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87年由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传入中国。1896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现在志》中列有教科书59栽。1899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白作霖撰《编译教科书的偏见》,倡议译日本教科书并修改之。20世纪初,罗振玉、夏偕复、厉复、张之洞等人专题探请示科书制度及其实施,坊间教科书系列出版,1904年教科书审定制竖立。“教科书”一词在中国流走是文化挺进的标志,彰显了当代哺育的价值诉求与滋长空间。“教”特出教授手段、顺序、容量,“科”强调知识分类、体系、编排,“书”清晰编撰体例、规范、版权。“教科书”行为概念工具与思维资源,以其字义决定内质的逻辑有关,为当代哺育设定了清晰边界、框架、规范,也为中国社会奠下崭新的“文化基层建构”,成为当代中国启蒙的关键词。

关键词:教科书;当代哺育;日本;中国

作者简介:吴幼鸥,哺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师哺育学院教授。

现在录

一、传入中国的“textbook”和“教科书”

二、“教科书”一词行使与推广

三、“教科书”释义

四、结语

近代以降,“教科书”行为汉译新词,其名词来源题目、最早行使者及实物显眼前间等,学界一向存在分歧不都雅点。第一栽说法是“教科书”之名源自1877年传教士机关“私塾教科书委员会”,最早教科书不走考(中华民国哺育部,1934,第115—116页;魏庚人,1987,第3页;哺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1990,第291页;王建军,1996,第309页;吴洪成,1998,第209页;李兆华,2005,第217页;彭尔佳、康林好,2008;章可,2015,第81页)。第二栽说法是“教科书”之名源自日本但未找到直接证据,对最早教科书实物莫衷一是、尚存疑心(实藤惠秀,1983,第233页;王桂,1993,第575页;石鸥、吴幼鸥,2009,第16页;张伟、代钦,2011;彭雷霆、谷秀青,2012,第328—338页;王星,2013)。第三栽说法是“教科书”之名源自中国,1897年最早行使,1901年最早实物(汪家熔,2008,第10页;毕苑,2010,第1—8页)。本文在已有钻研的基础上,挖掘补充史料,厘清有关题目,进而阐释“教科书”行为概念工具和思维资源,在中国从传统哺育向当代哺育转型过程中的主要价值。

睁开全文

一、传入中国的“textbook”和“教科书”

“text”指“main body of a book or printed page”,对译汉字为“(书或者印刷物的)正文,文本”,“textbook”指“book giving instruction in a branch of learning”,对译汉字“教科书”(张芳杰主编,1984,第1218页),也对译为“教科书、课本、教材”及“规范的、标准的”(霍恩比,2018,第2235页)。19世纪60年代,“textbook”传入中国,但未对译为“教科书”(吴幼鸥,2009,第9页)。现在已知“教科书”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1887年由黄遵宪引入中国。

(一) 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英华字典》收录“text-book”,译为“要略,不详”

英汉字典是西方词汇进入中国的主要载体。19世纪上半叶主要的英汉字典有马礼逊的《英华字典》(1815—1823)、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麦都思的《英汉字典》(1847—1848),均未收录“textbook”。彭雷霆、谷秀青指出,“英文‘text-book’原形何时进入中国,限于原料,已很难考证。……字典中最早收录‘text-book’一词的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彭雷霆、谷秀青,2012,第328—338页)。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将“text-book”释义“n.要略,不详”(罗存德,1866,第1071页)。这本被誉为“能够空前地已足那时两边的说话必要,以及对于新知识的需求”的《英华字典》“在那时并异国引首国人仔细”(钟少华,2010,第139页),而是“在日本普及传播”(冯天瑜,2004,第337—338页),成为“19世纪后半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英华字典”。(潘钧,2008,第245页)

(二)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通畅“教科书”一词,教科书编撰出版并制度化

彭雷霆、谷秀青(2012,第328—338页)指出,罗存德字典传入日本以前,日本辞书未收录“text-book”,《英和正辞典》最早收录“text-book”,仍译为“要略”(滝七葳编译,1885,第501页)。现在已知19世纪70年代日本有“教科书”一词(最早何时展现尚不知),笔者所见《(劣等幼学)作文阶梯》中写于“明治八年(1875,笔者注)冬十二月”的“序”有“且幼学ノ教科书亦以テ文部省旨趣ノ有ル处ヲ知ルニ足ル”(大野德孝编,1876,序)。彭雷霆、谷秀青也指出“1875年东野新三郎出版名为《教科书字引》的幼册子”(彭雷霆、谷秀青,2012,第328—338页)。可见,19世纪70年代“教科书”已在日本通畅。

1879年,文部省发布公告中行使“教科书”,如“公立私塾ノ教则、文部卿ノ认可ヲ経トンスルモノハ、其学科、学期、课程、教科书及生徒ノ哺育ノ方针等ヲ记载可致此旨相达候事”(文部省编,1885,第34页)。1880年3月,文部省在各地学务局设“教科书调查主管”,审阅各府县《教则》并甄别教科书,在调查基础上发布《幼学教科书调查列外》《中学师范私塾教科书调查列外》。1882年4月,文部省针对解放民权行动影响,向各府县下达《幼学教科书编撰大意》。1883年,日本执走“教科书允诺制”。1886年,文部省颁布《教科用图书审定条例》,竖立国家审定教科书制度。(李秀石,2013,第9页)

(三) 19世纪80—9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首次引进“教科书”一词,康有为在《日本书现在志》列教科书59栽

1877年,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官,“采书至二百余栽”(《日本书现在志•凡例》),于1887年完善《日本国志》四十卷,清光绪十六年(1890)羊城富文斋刊本。《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论及幼私塾分科时,幼字注解:“社交以后,福泽谕吉首译刊英文,名《泰西事情》,世争购之。近年铅制活板盛走,每月发走书籍不下百部,其中翻译书最众,各府县幼学教科书概以译书充用。明治五年迅盈彩票客户端,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众以著书谋益处者。现今坊间所最通畅者为法律书、农书及幼学教科书云。”(黄遵宪,1981,第804—806页)这是已知在中国行使“教科书”一词的最早记录。

1896年冬,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现在志》列有吴秀山著《生理学教科书》、冈村增太郎编述《理科教科书(幼私塾用)》、三好学编《(中等哺育)植物学教科书》、下田歌子编《和文教科书》等教科书59栽,其中生理门2栽、理学门16栽、图史门7栽、农业门2栽、工业门2栽、商业8栽、哺育门6栽、文字说话门13栽、美术门3栽(姜义华编校,1992,第581—1219页)。1898年1月,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卷五“按语”中行使“教科书”,强调“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其幼学教科书至精详矣”(陈元晖,2007,第119页)。

笔者所见最早冠名“教科书”的实物是日本明治廿三年(1890)九月九日印刷、明治廿六年(1893)九月二十五日六版印刷的《(中等哺育)植物学教科书(下卷)》,封面上方印“A TEXT-BOOK OF BOTANY”,下方印“理科大学教授 松村任三阅”(幼字)“理学士 三好学编”(幼字)“中等哺育(中字)植物学教科书(大字)”“敬业社发兑(中字)”(三好学编,1893,封面)。由此揣度,“教科书”一词及标注“教科书”的文本最早都是从日本传入中国。

二、“教科书”一词行使与推广

在中国,“课本”“课书”等术语在“教科书”引入之前已在各栽官私文献中行使,泛指教学用书(吴幼鸥,2009,第9页)。1899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白作霖撰《编译教科书的偏见》,是现在已知第一位以“教科书”题名进走专题论述的中国学者。20世纪初,“教科书”一词成为哺育改革关注的重点。

(一) 1899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白作霖以“教科书”为题名专题论述,南洋公学最先编译教科书

1897年头,盛宣怀参酌日本师范哺育经验,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1897年4月入学的师范生有朱树人、沈庆鸿、陈懋治、白作霖等31人(《交通大私塾史》撰写组编,1986,第78—80页),一连有董瑞椿、侯鸿鉴、张景良、吴敬恒、张相文等40人,共计81人(王崇光主编,2011,第72—73页)。为解决教学用书题目,“师范院及中上两院门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私塾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私塾购藏东西各国所出之书,令择要翻译,一连刊走”(陈学恂主编,1986,第314页)。1898年,师范生白作霖撰《谈课程内容之编写》一文,指出“承命拟择功课书”(《交通大私塾史》编写组编,1986,第55页),1899年他撰《编译教科书的偏见》一文,以“吾国向未有教科书”为开篇,指出以前教学用书大半为考试词章,“头绪繁而时日费,无一适用”,于是“向尝与梅生老师言,拟就东文中学高等之支那史译出,再修改之,随译随改,随印随教。……庶根柢立而习惯祛,窃以为于国民哺育不无微好焉”(《交通大私塾史》编写组编,1986,第62页)。白作霖的主张得到校方采纳,促使中国人编译教科书实物展现。所见冠名“教科书”的实物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马良编纂《最新动物教科书》,上海笑群书局印走,但扉页印有“京师大私塾审定”,因京师大私塾1898年成立,故此书实在性存疑。

1900—1901年,盛宣怀委托驻日使臣李盛铎、蔡钧收集日本教科书,请驻日本横滨总领事王丰镐代为采介日本幼学教科书。1902年2月,王丰镐致函盛宣怀,于《采译日本教科书现在》中“备详各项教科书现在”(王丰镐,1902)。所见中国人编译最早“教科书”实物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出版的南洋公学师范院译述本《笔筭教科书》([日]文学社编纂,董瑞椿口述、朱念椿笔译)、《物算教科书》([日]文学社编纂,董瑞椿口述、朱念椿笔译)。需表明的是,师范生张相文曾指出,“教科书之名词,今已普走于学界,然其展现于中国,则自余之《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首,此书编于光绪庚子,出版于光绪辛丑,异日有所编著,答以此本为最先之教科书矣”(张相文,1968,第19页)。此书最初冠名《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如有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开雕,宝庆古馀书弃印走),后改名为《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6年,兰陵社发走《(改良六版)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版权页印有“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版、二十八年五月重版、二十九年六月三版、三十一年四月四版、三十一年九月五版、三十二年六月六版”,故张相文编撰《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虽不是中国人编译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现在已知中国人编辑的第一本教科书。此后,南洋公学师范生一连编译(撰)以“教科书”冠名的新型教学用书,成为编译(撰)教科书的急前卫。恰如师范生张景良所言:“自南洋公学开幕,遂有《蒙学课本》及各栽教科书之出,各处私塾,经吾同学所开创者,指不胜计。”(张景良,1915)

(二) 1901—1902年,罗振玉周详论述“教科书”制度及其实施

1901年5月,罗振玉创办《哺育世界》,较为周详阐释教科书。他在《哺育世界序例》中指出,“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众采自日本,考各栽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相符用之书则幸甚”且“教科书分幼学级中学级二者”(罗振玉,1901a)。他在同期《哺育私议》倡议“设学部”,清晰“学部中宜设编辑局,制定格式,招天下之士,令编译幼学、中学等课书。……须依东、泰西教科书为蓝本耳。有以私资编译者,检查相符格,予以板权,或特殊奖励之。……如是,则教科书籍日臻齐全矣”(罗振玉,1901b)。同年冬,罗振玉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委托,赴日考察学务,并在《扶桑两月记》中众处有购买教科书记录,如“十五日,购中幼学用教科书”(璩鑫圭、唐良热编,1991,第117页)。1902年3月,罗振玉发外《哺育赘言八则》强调,“学科既定,乃能编译课书”(罗振玉,1902a),分为师范用书、教科书、参考书三类。同年4月,他在《日本哺育大旨》第七点专题论述“教科书”,介绍日本教科书制度,强调“今中国编定教科书,宜先译日本书为蓝本而后改修之……教科书之善否,不及仅凭理想断定,必征诸实用,乃能明其利弊所在而改良之也”(罗振玉,1902b)。同月,他在《学制私议》第六条专论“关教科书之事”,再次强调“依前线之教科现在编译各教科书,悉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或译用全书,或依其体例编辑,或译日本书而修改之,泐为定本,颁走各处,以期整齐,仍随其哺育之程度而往往修改,以谋改良。民间有编教科书善本,得由官鉴定,整齐走用”(罗振玉,1902c)。罗振玉是第一位体系介绍日本教科书制度并论述中国教科书如何实施的中国学者。

(三) 20世纪前后,“教科书”成为哺育改革关偏重点,在民编与官编上存在不相符

“教科书”一词引入中国之后,受到有识之士的偏重。1899年,陈子褒在《哺育学会缘首》中指出,“衮以为私塾不难,难在于今日兴学之教习。不难于聘教习,难于教科新书”,主张“兴学的手段,则又主要编辑教科新书籍翻译东西方幼学读本为要务。”(冼玉清等编,1952,第2页)同年,蔡元培在《绍兴府私塾学友约》中挑出“为私塾编教科书”的门生“可住私塾,不消出膳金”或“由私塾酌赠经费,且为付刻,仍署编者名”(陈元晖主编,2007,第331—332页),鼓励教科书解放编撰。

夏偕复、梁启超、厉复等主张教科书民编与官编均可。1901年12月,出洋门生总监督夏偕复在《私塾刍言》第六点专论“颁教科、编纂教科图书及译书”,强调“教科者,哺育之标现在;教科图书者,哺育之原料。是二者,又哺育走政之最要者也”,论述“教科图书原料之选择”“东西教科图书之体例”,介绍“日本采用教科图书之法,由文部勘定后,必再经地方官考查”二级审定制及教科书编撰“或官设局自为,或由民间为而官勘定之”(夏偕复,1901)。1902年,梁启超在《哺育政策私议》中主张“教科书不论为官纂,为民间私纂,但能一依国家所定课现在者,皆可走用”(下河边半五郎编辑,1904,第683页)。1902年10月,厉复在《京师大私塾译书局章程》中指出,“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千钧一发……教科书通分二等,一为蒙学,二为幼学。其深奥者俟此二等成书后,再走从事”,对译者未厉格局限,“如有才任分译,而身膺职差,……领译者由总办与之签定相符约办理”(朱友瓛主编,1987,第860页)。

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主张教科书官方联相符编撰。1901 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指出“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整齐”(陈代湘等校点,2013,第1396页)。同年11月,张之洞《致上海罗叔芸(振玉)》中写道,“连日与仲弢、念劬谈编教科书,此哺育根基,有关极重,着手极难,非亲以前本以现在击为考定不走,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鄙人极偏重于此,欲请阁下主办,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竖立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辛勤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璩鑫圭、唐良热编,1991,第116—117页)。1902年10月,张之洞在听取罗振玉考察汇报后撰《筹定私塾周围次第兴办折》指出,“至蒙养私塾,……惟有由官编订教科书,酌定简明规则,颁发各属”(陈山榜编,2008,第411页),主张官编教科书。1902年8月,袁世凯在《奏办直隶师范私塾暨幼私塾折》之“私塾条规”中专列“本私塾教科书”,强调“必用私塾司所发定本。教习授课,不得肆意自用他项书籍”(璩鑫圭、唐良热编,1991,第83页),又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制定中私塾暂走章程》中写道“其教科图书,统由总督颁走饬遵,以规整齐”(璩鑫圭、唐良热编,1991,第87页)。

(四) 1902—1903年,书坊推出“教科书”系列,分科分级分期的教科书编撰出版

新型哺育迅猛发展,传统启蒙读本“不宜教科”(张元济编纂,1903,序),坊间于1902年最先推出“教科书”系列。1902年,吴敬恒等无锡三等公私塾教员创办雅致书局,强调“教科书者,施哺育之具”(廉泉,1903−01−01),同年3月,异国分科编撰的《蒙学读本全书》(共七编)最先发走,每册扉页印“清淡幼私塾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字样。1903年6月,雅致书局最先推出“蒙学科学全书”系列(共28栽),每册冠名“蒙学XX教科书”,是中国人编撰(译)的第一套分科教科书(吴幼鸥、李想,2012)。

1902年,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君(按:夏瑞芳)以为国民哺育,宜先幼学,而教科书为尤亟。乃于印刷所外,兼设编译所”(张元济,1951,第4页)。1903年,张元济主办编译所,最先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如《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最新初等幼学国文教科书》等,成为中国第一套分科分级分期并配套教授书的“当代意义教科书”(石鸥,2007)。张元济在给汪康年信中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幼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吾国民做事。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镇日作纸上总论者,不走谓不高出一层也”(张树年主编,1991,第51页),1907年夏,已推出“最新教科书”75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1907年,广告页)。

(五) 1904年《奏定私塾章程》竖立教科书审定制,1906年学部审定及编撰出版教科书

为维护清当局总揽,1903年赵尔巽挑出“为防流弊”而答将“列朝圣训”编辑为教科书(赵尔巽,1903)。1904年1月,清当局颁布《奏定私塾章程》,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用三千余字专题论述“教科书”,一是“教科书答颁发现在录,令京外官员幼吾私家相符力编辑,书成后编定详细节现在讲授”;二是“采用各私塾讲义及幼吾私家所纂教科书”;三是“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答急用”(舒新城编,1961,第210—211页)。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在第二点中清晰请求,“每一学级终,即将所编讲义汇订成册,由各省咨送学务大臣审定,择其宗旨纯正,说理清晰,繁简相符法,善于措词,相符于讲授之用者,即准行为一时通畅之本”(舒新城编,1961,第211页),竖立了教科书审定制。

1905年,清当局废科举以广私塾,坊间教科书大量编撰出版。同年10月,山西学政宝熙指出,“上海雅致、商务等书局,发走新辑中幼学各教科书,亦众有宗旨不诡,繁简相符宜之本,……由编译处统加审定”(舒新城编,1961,第275—276页)。同年11月,顺天学政陆宝忠上奏指出,“现在各州县蒙幼私塾,需用教科书甚急”(王建军,1996,第164页)。同年12月,清学部成立,设审定科。1906年3月,学部审定教科书“以归画一”(佚名,1906)。1906年4月7日,厉复发外《论幼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一文,强调“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清晰学部不宜统编“总共教科之书”且学部审准时“立格不消过厉,取类亦毋甚隘,但使无大纰缪,而勿与哺育宗旨乖戾、有害学童道德脑力者,皆许出售,听凭用者自择,且为之力护版权”(王栻主编,1986,第201—202页)。1906年的《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幼学暂用书现在》指出,“本部为全国哺育所关,学制不走纷歧,宗旨不走不正,故偏重于教科书。凡本部所编教科书未出以前,均采用各家著述先走审定,以备各私塾之用”(学部编,1906,第1页)。1906年6月,学部设图书编译局,同年11月最先出版《初等幼学国文教科书》《初等幼学修身教科书》等。从坊间教科书系列的推出到《奏定私塾章程》竖立教科书审定制,再到学部编撰教科书,从日本传入的“教科书”成为中国当代哺育改革的重点,敏捷进入“黄金二十年”(吴幼鸥,2015,第7页)。

三、“教科书”释义

“教科书”一词从日本引进后,与中国固有词汇“课本”同时行使。“课”释义“凡定有程式而实验稽核之,皆曰课,如考课、功课”(方毅、傅运森等编,1940,第1383页),“本”释义“凡事之根源为本”(方毅、傅运森等编,1940,第735页),“课本”即是功课的根源或私塾教学过程的根源之意(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编辑,1951,第735页)。固然南洋公学师范生最初用“课本”冠名新型教学用书,至今“课本”释义“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742页),但隐微“教科书”一词以其字义决定内质的逻辑有关,正好能够为当代哺育“正名定义”,敏捷成为民间及官方授与的哺育专业术语,百余年来成为正式教学用书的指称。

(一) 教科书之“教”:特出教授手段、顺序、容量

“教”是会意字,甲骨文为“ ”,是“使人转折或开悟之意”。(约斋编,1986,第231页)《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凡教之属皆从教。”(许慎撰,1981年,第127页)段玉裁注:“上施,故从攴;下效,故从 。”(许慎撰,1981年,第127页)“教”有教化、训诲之意,释义为敦民化俗,如《礼记·学记》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顾树森编,1961年,第258页)董仲舒曰“先天之,地载之,伟人教之。……故曰先王以教化民”(董仲舒,1997年,第183页)。在当代汉语中,“教”(jiāo)释义“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652页),“教”(jiào)释义“哺育、哺育;宗教;姓”及“使、令、让”(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658页)。

杜成宪指出,“几乎在每一栽写法的‘教’字里,都是最先包含了一个写法与意义最浅易的‘学’(爻)字,然后再添加上一些新的笔画部首”(杜成宪,1994,第2-3页)。甲午战败,有识之士以新法之“教”为突破口,偏重单位时间知识学习进度与容量,以请示学效率,如1896年钟天纬倡议“用新法教授初学蒙童”(朱友瓛主编,1986,第584页),1898年陈子褒强调“用新法教各人子弟”(陈子褒编辑,1898,第1页)。1899年中国人在日本竖立大同私塾刊登《神户倡建大同私塾公启》,强调“教法之善与不善,其收获异焉”(陈元晖主编,2007,第406页)。在救亡图存的舒徐时空中,“新法”之“教”旨在升迁效率以广开民智,如钟天纬探索“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千余字。……相符计三年后有三千字义烂熟胸中,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而谓不及融会义理耶?”(朱有瓛主编,1986,第591页)

为追请示学效率,教科书特出表现教授手段、顺序、容量,详细表明教学首止时间、内容顺序、手段步骤等。例如,1903年的《蒙学文法教科书》强调“是编为初等幼私塾之作文入门,大致第一学年,只令认字解义,以当作文之课,从第二学年首,即当试令实习,文言译话,演之渐熟,尤足开文课中众数法门。……每课实习之时,教师先将文言白话讲解一徧,次将译例写暗版上,凡文言与白话句例相异处,与之详细讲述,再将文言白话中行使字之未经见者,分上基层写于暗版上。然后令诸生如法演译”(朱树人,1905,教授法述略)。教科书清晰指使教学方针与请求、教学时间与进度、教学手段与实施等,凸展现代教学的规范性。例如,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请求“每星期教授三课……每课分两节,半课为一节,除星期放伪外,每日教授半课。……每星期授国文十幼时,六幼时讲解诵读,四幼时温习考问”(庄俞、蒋维乔、杨瑜统编纂,1904,编辑大意)。教科书的推走使得中国实施当代哺育有据可依,正如1904年《学务纲要》清晰请求“此书分成详细节现在,每年讲若干,每星期讲若干,自那里首至那里止,共若干日讲毕”(舒新城编,1961,第211页),进而达到“因而齐一各处一致私塾之程度,而使任教员者有所据依,以定教授科学之顺序,立法最善”(舒新城编,1961,第211页)。可见,“教科书”之“教”不光内涵规定着单位时间教学效率,也外在请求着教学实施基原形反。

(二) 教科书之“科”:强调知识分类、体系、编排

“科”幼篆从禾,从斗,用斗量禾,隶变后楷书为“科”。《说文•禾部》:“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张章主编,2012,第548页)。“科”本义是用斗量禾,区分品类,引申为等级、类别,《论语•八佾》曰“射不主皮,为力分歧科”(商务印书馆辞书钻研中央修订,2014,第815页),为科现在、课程,如《孟子•尽心下》曰“夫子之设科也,去者不追,来者不拒”(商务印书馆辞书钻研中央修订,2014,第815页)。后引申为标准、律令、取士名现在等(傅永和、李玲璞、向光忠主编,2012,第973页)。“科”在当代汉语释义为“学术或营业的类别;机关机关体系中按营业职能划分的单位;科举考试;科班;生物学中把联相符方针生物根据彼此相通的特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科;法律条文;鉴定;姓”及“古典戏弯剧本中,指使角色外演行为时的用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735页)。

固然中国从古代最先有分类不都雅念,但“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钻研者主体和地域为准,而不是以钻研客体(对象)为类分标准”(左玉河,2005),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就是如许划分的。近代西方学术门类有固定的钻研周围,以特定钻研对象为分科标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之内的当代意义上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形而上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逐渐被中国人晓畅,这是陪同教科书之“科”对科学知识分类、体系的渐次建构而睁开的。教科书编撰一路先就稀奇偏重对学科名称、钻研对象、钻研手段、基本内容的介绍,如1902年杨廷栋编译《政治学教科书》开篇第一章“政治学及学派”介绍了政治学科概念及演进(杨廷栋编译,1902,第1—2页)。1903年的《蒙学卫生教科书》第一课“别离学科”写道:“理科之属于通盘者,分为三科,钻研人体生活之原理者,曰生理学,钻研人体各部之位置形状及构造者,曰解剖学,钻研人体康健之规则者,曰卫生学。”(丁福保编,1905,第1页)。1904年的《(中学教科)地文学浅易教科书》写道:“清淡学科皆专长也,惟地文学介于理化二科之间,一则磨炼其实验力,一则发达其推究力,皆极公普、极切要之课现在,吾人久知之矣,故撰定教科书者,不走不仔细于此。”(夏清贻编辑,1904,原序)不光如此,《张相国新撰教科书》在课文中以“说科学 须兼长 一日六钟并不忙”(张之洞,1904年,第9页)引领下第一次在教科书内容中体系介绍“经学、修身学、历史学、地理学、算数学、博物学、理化学、图画学、政法学、陆军学、体操学”十一栽学科门类。

此外,教科书之“科”还蕴含对科学知识的科学编排之涵义。例如《最新初等幼学国文教科书》每册六十课均以德育、智育、体育为纲进走编排,强调汉语学习规律以及汉字笔画编排的循规蹈距,第1册表明“本编由识字而联字而造句而成文,至长之句以五字为限”,且“本编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书,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书,全册限定十二书,间有十余字过十二书者,皆甚习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课之后”(庄俞、蒋维乔、杨瑜统编纂,1904,编辑大意)。1904年《学务纲要》强调“现订各私塾教科门现在”,通太甚门别类编撰出版教科书,“各科学书中国均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舒新城编,1961,第211页)。陪同着教科书编撰者对科学分类及知识建构的理解,教科书名称、内容、编排体系都在一连转折中,“教科书”之“科”蕴含着科学知识分类及其科学机关编排。

(三) 教科书之“书”:清晰编撰体例、规范、版权

“书,著也,按说文序云,箸于竹帛谓之书,从聿,者声。”(朱骏声,1936年,第381页)聿即笔,箸即明明,相符首来是用笔使文字明明。书写工具随着时代而变,“作书,远古以刀彔于竹若木,中古以漆画于帛,后世以墨写于纸”。(朱骏声撰,1936年,第381页)当代汉语“书”释为“写字、记录、书写;字体;装订成册的著作;书信;文件;姓”(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1209页)。

教科书之“书”在教学实践中行使,强调编撰时要依据学科知识及儿童生理发展规律,且经过实地教学之探索积累。如范绍洛在为1903年侯鸿鉴著《初等文法教科书》写的“序”中表明“舅氏保三老师从事于哺育既有年,曾按东西文典之例,授学童汉文文法,积所经验,汇为一编,凡十二章七十七课”,“际此新旧交替,教读并困之时,……是又新旧得其宜者,初学受之,不特足为习汉文之捷诀”(侯鸿鉴,1905,范绍洛“序”)。1906年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也清晰“取其序次,清新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之用也”(杜亚泉编译,1910,凡例)。罗振玉强调编撰教科书要适宜本国情况及儿童见闻,稀奇以能否实用行为主要标准,“至博物等科亦必修改,譬如动、植、矿三者,必就本国所产及儿童所习见者教授之……教科书之善否,不及仅凭理想断定,必征诸实用,乃能明其利弊所在而改良之也”(璩鑫圭、唐良热编,1991,第227页)。

教科书之“书”不是清淡书籍,是请求在单位时间内议定必定教学过程达到特定教学现在标,并用特定编例表现知识架构的文本。例如,张相文在《中等地理教科书》之“凡例”表明,“中国舆地诸书,众偏于考古而略于知今,州郡沿革,现象变迁,非不灿然具备,然袛足以供读史者考古之资,而实不适于用,是编悉逆其例,一以知今为本”(张相文编辑,1903,凡例)。又如,中国传统史书是依据一姓之变迁,一朝接一朝编写,而中国史教科书为避免史事杂陈而采用“章节体”将历史知识分期表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傅斯年,1918)。教科书不光知识选择至关主要,且其体例形态、章节标题、课文习题、附录图外、标点符号等,都具有分歧性质和功能的认知策略之一,也是成为决定教科书质量高矮的一个主要方面,教科书编撰者对此清淡都有清晰表明。例如,《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指出,“教科之书,本无取于考古,而如江苏称吴,浙江称越之类,官私文牍,往往因袭,故是编于各省逐一标明,亦以便于知今而已,非以考古也”(张相文编辑,1903,凡例)。1907年虞和寅在《近世化学教科书》之“译者誌”写道:“书内总共化学名,凡在初次遇见处,皆以丰字体外明之。又诸定律及其他主要之处,悉加各栽圈点。俾学者易于醒现在。”(池田菊苗,1907,译者誌)

此外,教科书之“书”必要表明编写依据、编撰者、校订者、版次版权等,封面清晰标注名称、适用年级、学期、册数、是否审定等。为强调教科书质量程度,甚至在封面(或扉页)表现编撰者、校订者的稀奇身份,如《最新国文教科书》扉页印有“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阅官幼谷重、日本前高等师范私塾教授长尾槙太郎、福建长笑高凤谦、浙江海盐张元济校订”及编撰者。1904年的《蒙学经训修身教科书》中写道:“此书专备蒙幼学修身之用,凡分四十四课,正当一年课程,其大纲悉依修身范本,亦分对国家、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庶物,而叙次分歧者,有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卑及高,蒙幼学修身,固不走与中学也”(陆基编辑、董瑞椿校补,1906,编辑大意)。1904年《学务纲要》清晰“视私塾之程度,以为教科书之浅深。又视此私塾之年限,以为教科书之众少”,还强调“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对于“众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衷相相符者译出流布”的日译教科书郑重选择,“免为所误”,教科书编撰后“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相符教科程度者,私塾一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走刊印售卖,予以版权”(舒新城编,1961,第211页)。

四、结语

《当代汉语词典(第7版)》释“教科书”为“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为门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话钻研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第659页)。概念由词语外出,比词语含有更普及的意义。1887年,黄遵宪将“教科书”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外征出来后,其概念内涵契相符并承载当代哺育定立的崭新规范,由此,“教科书”成为当代哺育之专业术语,注释着当代哺育教学主要规定(教学现在标之清晰、教学时间之划分、教学内容之首止、教学过程之顺序、教学资源之选择、教学成果之影响、教学条件之请求等)。可见,当中国固有词汇“课本”难以清晰外达哺育教学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新探求时,“教科书”行为概念工具与思维资源,以其自己的正名定义,为当代哺育设定了清晰边界、规范、框架,为中国社会奠下新的“文化基层建构”,是当代中国启蒙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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